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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2-31

这是一个常见的对话模式:

张三:这事太黑了,背后全是赵家人。

李四:怎么个黑法啊?赵家人怎么搞的啊?

张三:我没法告诉你。

李四:为什么啊?

张三:你懂的。

李四做恍然大悟状。王五继续问:我不懂啊。

张三李四(一起):你装什么外宾!

把很多事归咎于“体制”,这是时下很多人的做法。

文采如果够好,可以获得很大的掌声。如果善用“不攻击具体人”的操作手法,基本上,除了收获掌声和赞赏外,屁事没有(当然,文章被删了是绝对可能的)。说出“天下官员排着队去枪毙是有冤枉的,跳着去枪毙肯定有漏网的”这种大而无当的话,在这个时代,压根不需要什么狗屁勇气。

我并不反对你用最大的恶意去揣度某些人。

有些事,的确压根说不清,也只好将信将疑。但不得不说一句,动辄就来一句“赵家人”,其实和对立面的动辄来一句“别有用心的帝国主义指使”,逻辑上没啥根本差别。

而有些事,其实很明白,我就不得不得罪一帮江湖人众了。比如说这几年传媒的沉沦问题——本篇特指经济上商业上的沉沦。

本文里所提到的传媒,指传统媒体。我知道传媒可以理解为传播媒体,只是犯懒,不愿意每次都打四个字。如果要把各种传统的不传统的媒体都放一起说时,我会用“媒体”。

传媒之沉珂,与中国的言论管控体制,真心关系不大。

但媒体之未来,与这个体制,关系非常非常大。

周末去参加上海某学院的一个内部讨论分享会。

新榜创始人徐达内在提到传媒下滑时,用了一句话:成本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这话一点都没有错。

有一本书叫《被诅咒的巨头》,它从财务角度上分析了传媒帝国崩塌的原因。

这本我个人认为极其优秀的书,在我视野里,很少有人提及。但我建议所有关心传媒的人都拿来仔细读一读,究竟什么叫成本结构,过去传媒帝国的成本究竟是怎么样的。

哦,对了,既然是财务角度,这本书就很枯燥。喜欢有阅读快感的人,不建议阅读。

这是宏观的。

微观的,我说一个我看到的细微事实。

这个分享会的中午,与会者前去学校食堂就餐。我诧异地看到,有一个放置有“司机桌”牌子的饭桌,围坐着七八个司机。

我没有类似司机怎么可以上桌这种歧视意,我的意思是这样的:

周末在比上海浦东机场还要远的一个地方的分享会,由于参会者很多是媒体的副总编辑之类的半官不官半高不高的媒体人,他们很显然是可以周末调用司机的(当然还有车),保不齐还是常规配置。

我是个会虫,参加的互联网公司会议无数,我很少看到这种景象。

这就是微观的成本结构!

这和言论管控有关系吗?

很多传媒人(包括一些媒体人)喜欢把经营下滑归咎于言论管控。

我理解内容被删除或者扣下不得发的郁闷。

我曾经有一篇文章,一两个小时就有五六万的阅读量,眼瞅着要完成人生唯一一个十万加时,被删掉了,心中不爽,可想而知。

但我很清楚的是:言论市场受到管控有时甚至是粗暴的管控是事实,传媒经营下滑也是事实,但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未必成立。

一个很简单的反例就可以说明问题,在拥有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美国,传媒的日子一样难过。

纽约时报卖楼了。

捅爆了水门事件的华盛顿邮报被有情怀的互联网大佬全盘收购了。

一个获得普利策奖的记者,在颁奖给他时,发现这哥们改行做公关了。

至于英国,2010年,王正鹏在写《报纸突围》一书时开篇就提到,无论是大报还是小报,下滑是极其明显的。今天Alexa榜上的英国前十大流量网站,只有一个是传媒:BBC。

传媒沉珂,是一个全球现象,中国特有的言论体制,不是它的因。至少,不是主因。

上面这句话我说错了。

其实,中国特有的言论体制,反倒是传媒下滑得还不够惨的原因。

这话太难听了!

不,不是很难听的。更难听的是:很多传媒人,你们要明白一件事:没有党国罩着,你们会更惨!

1997年,人民网、新华网、中国网(彼时由中宣部主办)相继上线。

5-60家报纸网站先后出现。

而新浪、搜狐和网易,浪狐两家都是98年才有的主,网易是97年5月启动的,一开始搞的还不是什么门户。

后面的态势大家都知道了,浪狐易是中国互联网web1.0的巨头,什么人民新华中国网,不值一提。

为什么?

答案是:体制打了个盹。

党国完全没有意识到互联网的强大,居然允许民营公司做传播渠道——注意,渠道二字。

事实上,所谓的出版自由、言论自由不是内容生产,是内容传播。互联网的强大,不是内容,是渠道。民营公司可以兴办渠道,是出版自由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这一点,体制花了很久的时间,才明白。

嗯,我又在说渠道为王了。

渠道气候已成,只能小修小补了。体制发出了所谓新闻一类资质,二类资质。在严防死守的时政领域,体制传媒依然控制江山——所以才会有澎湃。但在眼开眼闭的娱乐、体育乃至科技、财经(不是政经),体制传媒,一败如水。

当视频兴起后,体制醒过来了。

电视。

舆论上,体制对报纸的重视可能甚至超过了电视行业。但从经济体量上说,电视是第一媒介。

中国电视行业其实很早就开始实施制播分离。制片一直是自由化状态,但制完片不能播出,等于白搭。不牢牢把握播出渠道,不叫言论管控体制。

这两天有一篇文章,题为《吃屎赶不上热乎的广电人》,在我的朋友圈里很流行。

这篇文章很不错(虽然标题粗俗了些),它基本罗列出广电一脉的传媒人,总体上有多蠢和多懒——这个蠢和懒,和言论管制没啥特别关系。

但这篇文章忽略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事实。

七张互联网电视牌照。

这货的全称叫:以电视机为接收终端的视听节目集成运营服务的《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

只颁发给七家体制组织。

这七张牌照,把所有的民营网络公司排除在外。无论是小米乐视,还是腾讯搜狐,想进入电视机吗?找七个组织合作去。

知道为啥一众原来主要做渠道的网络公司现在拼命喊“IP”吗,喊内容的产权保护吗?

道理很简单:体制明明白白告诉你,别碰渠道,渠道是我们的!

没有体制出手,广电的溃败,肯定超出今天的水平。

在大洋彼岸,美国的电视业之兼并,已经蔚然成风。没法子,数字力量太强大,只好抱团取暖。

你听说过中国广电业的兼并么?

所以,话很难听,但你得认。

要感谢党国栽培。

腾讯大家岁末组织了一场作者联谊会。

前传媒人左志坚提到美第奇家族对米开朗琪罗的“包养”(我倒是觉着用供养一词舒服些)。左志坚说,有些精神需求的东西,离钱很远,很难有商业模式。

我基本同意他的观点。

像大家这种离钱很远的内容,也只能腾讯这种高富帅来包养或供养。

因为这些内容,没有什么功利性的用处:你知道这些,对你并没有直接的好处。

还有些内容,比如深度调查,其实也没啥功利性的用处。

新京报在长江沉船一个月多月后推出一个很长的报道,我看过,访问量刚刚过万。它很有价值,但不得不痛苦地承认,商业价值缺缺。人们已经压根不关心这个话题,言论管制也好不管也好,已经无足轻重。

有很多内容,是需要养的。

在过去的传媒时代,整个内容体系是结构好的:比如杂志里有深度调查的部分,也有功利性内容的部分。作为一名读者,很难想象只看功利性内容,其它统统不看。扫一眼也扫到了。

但在数字时代,这个结构好的内容体系被打破了。你可以把这种打破称之为一种“碎片”。一个用户,完全可以只看功利性内容,非功利性内容没兴趣,不点就是了。

媒体的未来之一,就是“养”。

这恐怕已经是逃不过的趋势。

问题是谁养?

具体的人,是可以相信ta在“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之后拥有济世情怀。

但一个空泛的组织机构,颇可怀疑。

真正有价值但缺少甚至没有商业价值的内容,能不能养?能不能私人养?这才是未来十年二十年的重大命题。

当一个私人在发现ta治下的内容经常被管控之后,ta很有可能没有养的兴趣了——注意,我不是在说赚钱。

这将决定了中国未来媒体的生态。

你是乐观呢?还是悲观呢?

纽约时报可能会死掉。

华盛顿邮报也有可能在贝索斯养护失当的情况下从此没落。

但依然会有新的数字媒体起来,他们中有一部分会赚钱,也有一部分有社会担当。甚至可能同在一个集团之内。

这在过去的历史上已经被证明过一次。黄色新闻泛滥之后,哈钦斯报告出笼。

这就是我所谓的:

这一轮传媒之沉珂,与言论管控体制,关系不大。

但媒体之未来,与这个体制,关系重大。

—— 首发 扯氮集 ——

说明

本文可以在不改动内容的前提下自由转载,转载请在文末标明如下信息:

魏武挥,科技专栏作者,执教于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天奇阿米巴基金(skychee.com)投资合伙人

2015-12-28

最近有一个新闻学界的大咖发言痛斥碎片化阅读。

他的原话是这么说的:“互联网让我们见多识广,却使我们思想浅薄,甚至鼠目寸光。”

依据是:“与此相对应的是,我们不再认真地读书,不再认真地读报,也就是不再有深阅读、慢阅读、思考性阅读。”——这里所谓的与此对应,是他前面用百八十字论述的互联网的兴旺。

(打引号的部分,都是大咖的原话)。

这里的确存在这两个事实:

1、中国互联网渗透率还算不错,拥有极其庞大的网民群体;

2、中国人在阅读这件事上——比如说,读书——的确乏善可陈。

但这两个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吗?

其实很可疑。

大咖在即席演讲时,提到了中美读书的数据对比。我依稀记得是说中国人就看一本书(人均),美国人看三十本。不过在后来的文字稿里没了这段,有可能我记忆有误。

我们可以查一查中国人的读书情况。

中国有一个“国民图书阅读调查”,是新闻出版研究院做的。2015年4月这个调查称,2014年我国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56本,电子书阅读量为3.22本。

4.56本,在全球是个什么地位呢?大致如下图:

的确比较差。

但这是互联网造成的吗?

美国,人均7本。但这个数字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我看到有所谓“美国和日本的成年人年平均阅读量分别是25本和18本。”的报道。

姑且不探究到底是7本还是25本了,反正就是比中国人强就是了。

但我们都知道,美国互联网特别发达。美国人的网络渗透率比我们中国人高。

像微博这种碎片内容的东西,也是美国人捣鼓出来的:twitter。

像社交这种很容易花上大把时间的东西,也是美国人捣鼓出来的:facebook。人有一个facebook还不算,还有一堆的后来者。

日本人,图上说8.4本。8.4本也罢,18本也罢,也比中国人强。

诸位知道日本人的移动互联网发达到什么程度吗?

下面两张图,是Mary Meek还窝在摩根斯坦利时做的互联网趋势报告,时间是2010年。这两张图,充分反映了,在09年,也就是六年之前,日本移动互联网比彼时美国还要发达。

以色列,这个高居榜首的国家,其实已经有了硅谷第二的称号。

我找到这样一段媒体文字:

据以特拉维夫大学互联网研究中心统计,目前以约有57%的人使用互联网,其中50%为高速宽带连接,70%的人拥有家庭电脑;约有1/3的网民每天上网至少四次,被称作“超级”网民;还有1/3的人每天使用网络一至三次。

知道这段文字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吗?

2004年9月。我们中国是2005年网络人口过亿的,就算过亿,也不到10%的渗透率。

看来互联网比我们发达的美国、日本、以色列,读书都不少啊。

所以,互联网发达,和碎片化阅读,这两个事实之间,不等于前者为因,后者为果。

真正的因果是怎么样的呢?

请在知乎里搜索“为什么当代中国人阅读率很低”,或许你有启发。

把两个事实想当然地勾结成因果,都是偷懒的表现。

连学界大咖都会犯这种错误。

今天只是开胃菜。

明天(也有可能后天)我来个重磅的:传统媒体沉沦,和管制言论的体制,究竟有没有因果关系?

—— 首发 扯氮集 ——

说明

本文可以在不改动内容的前提下自由转载,转载请在文末标明如下信息:

魏武挥,科技专栏作者,执教于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天奇阿米巴基金(skychee.com)投资合伙人

2015-12-18

搜狐昨天宣布收到私有化要约。

有人开玩笑说,因为在乌镇,张朝阳和周鸿祎交流了之后,决定私有化。

这当然是玩笑。这种事,显然不是一个晚上能决定的。

但当年上市盛况,真得宛若眼前。

当下,国内新经济公司在资本上有两个潮流。

其一合并,常见于未上市公司(但也有已上市的,比如优酷土豆,更有其中一个是上市的),还有一个就是私有化。

私有化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回国内上市。

回国内上市的一个很直接的原因就是:国内市场投资者更认可——所谓市值可以更高。

倒不是说国内投资者没有海外投资者理性,而是一个公司的业务你成天看得见和看不见,感觉是完全不同的。

这个道理就像我们中国人看非洲公司一样。

就算你听说MIH很牛逼,又怎么样?

具体到搜狐。

张朝阳其实过去屡次抱怨华尔街对搜狐低估,他认为华尔街对投资者不懂搜狐的价值。

这话究竟对不对,不知道。

反正抱怨归抱怨,搜狐依然在二级市场上。

但搜狐最近颇有麻烦。

本世纪初登陆美国股市的三大门户里,新浪拿着个微博,最近一季财报还不错。网易的跨境电商业务也风生水起的。搜狐原来依靠美剧在视频领域中有市场,不过倒霉的事是,美剧这玩意儿,有司不待见。游戏业务,前阵子还有个很狗血的与宗教信仰有关的八卦,详细就不展开了。至于搜狗,你们觉得搜狗是离腾讯近些呢还是离搜狐近些?

我个人的一个主观性观感是:有一天我在朋友圈里感慨了一句,两三年前我认识的搜狐人,没一个在搜狐了。

搜狐想要在未来依然在新经济里有一席之地,转型这个动作,必不可少。

偏偏一个二级市场的公司,转型相当难受,到底每个季度都要交财报的。任何一个转型,都是短期内投入大收入少的事。

也许,索性退了市,先潜心盘盘自家的业务,再国内上市,不失为一个好方法。

对于中国政府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可喜的趋势。

过去的互联网二十年,创业板的动作迟缓,主板的上市制度,就新经济而言,不仅在经济层面上是失败的,政治层面上,也是失败的。

大量的新经济公司去美国上市,不仅留下了VIE的尴尬,也留下了”失控”的感觉。

肉在自家锅里,和在别人家锅里,完全是两码事。

搜狐宣布接到私有化要约,与乌镇大会的时间……肯定是一个巧合。

所以,一众在海外上市的新经济公司们,如果你们选择退市回国,不仅经济上正确,政治上也正确无比。

当然,实在太大了,等等国内市场再大些,也是可以的。

真的。

2015-12-16

标签自己为“付费制一对一经验交流平台”的在行,今天它的创始人(也是果壳的创始人)姬十三在上海行家群里说他们启动了一个新的功能。不过该功能目前仅在北京地区可以使用。作为一个上海行家,暂时还和我没什么关系。

不过我还是打开了在行这个APP看了看。出于好奇,我想知道我在这个平台上到底赚了多少银子(平时我的确不是很关心,因为每一单都不是很大)。一查,赚了有那么三万多块钱,第一单成交于今年五月。

这不是个大数字,但好像也不能算什么可以忽略的小数字。毕竟,这五个月来(注:本文写于今年十月),我每个月的在行收入搞一台16G的iPhone6P,没有问题。

有点小幸福。

在行走的是“共享经济”的路数,也就是把个人认知盈余进行有偿分享。

认知盈余,这四个字,同时也是克莱舍基2012年出版的一本书的中译本译名——这是一个直译,英文原版就叫“cognitive surplus”。在这本书中,舍基再次提到了他在上一本于2010年出版的《未来是湿的》一书(后来书名被翻译为《人人时代:无组织的组织力量》)中提到的一个关键概念:大规模业余化。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概念的时候,非常佩服。因为那个时候,整个媒体生态,正在发生这个现象。在互联网上,太多的内容,生产于“业余者”的手中:大规模的博客出现,以及后来的微博。

直到今天,依然有1000万个微信公众账号在日夜运转着,而大部分的公号背后,并不是所谓的专业媒体。他们发布他们知道的信息或者观点,业余生产者,似乎也对。

做一个数字对比。

2014年,中国一共有1912种报纸、9966种期刊。

但中国有350万个网站、1亿个博客、6亿个微博帐号、1000万个微信公号。其中大部分,都不是所谓的“专业”媒体所办。

但随着时间推移,我开始对舍基的“大规模业余化”这个说法产生了怀疑。

比如说,我写博客多年,后来又写专栏多年,在文字工作上,凭什么说我比一个刚刚出道一两年的记者来得“业余“?

如果说记者搞的采访和我写的评论还是两回事的话,

那么,一个可能驾车十年的专车司机凭什么就因为ta只是偶尔赚赚外快,就认为比一个刚刚出道的出租车司机来得业余?

最近刚刚出台的专车管理办法意见稿里,就禁止私家车接入,而且还要求司机与平台签订劳动合同。

这是对互联网能大规模地集结无组织的力量向大众提供产品服务的无视,以及,倒退。

大规模业余化的业余二字,总让人觉得,比专业低上一等。

亚信集团的执行董事长田朔宁最近撰文重新定义了“运营商”这三个字。

“当世界一旦进入共享经济时代,企业的运作模式就与运营商的模式非常类似,它们不仅需要记录客户的各种信息,比如什么人在什么地方使用了多长时间的什么服务,更需要为客户提供实时、可靠、可交互、可追溯的服务。今后这样的企业可以称之为“类运营商化”的企业,从滴滴、Airbnb、Uber等身上已经可以明显看到,他们具有鲜明的运营商特征,但这些特征不属于传统的运营商,而是来自于我们称为的超级运营商”。他这样写道。

一个非常不同于过去传统运营商的特点在于:它们不仅能连接专业人士,也能连接所谓“业余”的产品服务提供者。

整个微信公众账号平台,同理。因为又有多少个订阅号,属于“专业媒体”?

依靠规模化机构化数字化的超级运营商这种组织,无组织的人们被集结起来。从主要以外快收入为主这个角度而言,你可以视为“业余”。从产品服务提供角度而言,你又不能视为“业余”。

这里的业余,仅仅指的是“Part time”,而不是水平低劣。

互联网从一开始,就能大规模集结业余者的力量。

高高在上的传统机构媒体被打得落花流水。

其它行业呢?

在行上又有多少“专业的”咨询行业人士?

我不是在说“颠覆”,我是在说,这是潮流。

不要和“业余化”这个潮流对抗。

—— 首发 钛媒体/商业价值 ——

说明

本文可以在不改动内容的前提下自由转载,转载请在文末标明如下信息:

魏武挥,科技专栏作者,执教于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天奇阿米巴基金(skychee.com)投资合伙人

2015-12-15

本来我想写成“自媒体做报道的七大懒”,但想想我经常主张,很多毫无个性人格且又是机构组团做事的公号,并非自媒体。所以我标题里用的是:草台媒体。大致指的就是“草台班子”,行文之混乱、规则之漠视、行风之败坏,有必要总结出来,声讨之。

本文就不谈这些草台班子造谣的事了。这个是最起码的底线。说说在这个底线之上的。

本文用“草媒”这个缩略用语,代指草台班子媒体。

第一懒:拼凑。

一件大新闻出来后,很多草媒开始挤头条。但又限于采访资源实在不足,又懒得临阵磨枪去寻求采访资源,故而难以在这桩大新闻之外再写点什么。于是开始拼凑,我估计大部分草媒这个时候使用的工具是:百度。

拼凑者通常先把这条大新闻复制到公号里——有点良心的,会自己重写一遍。然后文后开始粘贴各种百度带来的资料。过去很多媒体也这么干,但人这么干只是当背景资料,篇幅通常很短。草媒则配料的份量远远大于主菜的分量。

这就好比你吃个番茄炒蛋,结果只看到了番茄,完全不知道蛋在哪里。

哦,是只看到了葱。

第二懒:跟风。

草媒们有足够的能力在很短的时间里毁掉一个词。

最近的一个例子是“气质”,例子我就不多举了。

草媒的量很大,而且都有足够的天天向上的动力,所以借用时下最流行的词,也是一种搏眼球的方法。但由于量实在太大了,所以一个流行词会在很快的时间(比如三天),就:1、被毁掉;2、被遗弃。

跟风时髦词的核心原因就是懒得想标题,这不算侮辱人。真正侮辱人的是:笨,只好什么时髦套什么。

其实,承认一下在起标题时有点笨也没啥,比如我就承认自己不会弄这玩意儿。

第三懒:截屏当采访

这种做法不仅是懒,而且非常让人讨厌。

将别人在朋友圈里说的话,截屏,并未经当事人许可,当成报道的素材,是一种特别low的行为。

草媒已经懒到都不愿意在微信上问人一声:这话我能发吗?也已经懒到都不做必要的技术处理,比如打个马赛克。

人在朋友圈里说几句,和你作为报道的撰写者去采访人,哪怕得到的内容是一样的,程序上都是截然不同的行为。

我拉黑过一个草媒上上下下好几个人,就是因为被我发现截屏。

不能继续做朋友了。

第四懒:题文严重不符

这已经不是标题党的事了。

我其实对标题党的恶感不算很强。尤其是有些属于网络化的标题,以前纸媒是不会用的。但这没啥。一个例子是《好奇心日报》的标题,它的标题虽然在传统媒体上很少见,不过也实在不能算标题党。

让人生厌的是题文严重不符。标题党还算在正文中能找到些影子,但题文严重不符就属于长得丑还要出来卖乖了。

比如这样类型的,明明通篇文章都不能断定一个事,到处都是未解未证实的流言,标题还要言之凿凿。

我看这叫“欺诈型点击”。

第五懒:文不够 图来凑

使用图片的报道是越来越多见了。

但必须要注意的是:图片是为报道服务的。也就是当文字无法说清一个问题(或者说要说清实在不容易),一图胜千言就起到作用了。

但今天很多草媒在做报道的时候,为了增强一点所谓的幽默效果,硬生生插入大量图片,尤其是暴走漫画这种类型的,用到了一个“滥”的地步。

坦白讲,不好笑,好吗?

哦,我错了,还是蛮好笑的。你连个事儿是啥都没说清,还那么猴累猴累地百度了那么多张图片,还在微信公号那么不易用的编辑器里插了又插,这个画风还是很美的。

第六懒:通篇猜测

过去媒体做报道时,总要尽可能弄清楚一些事。没弄清,文章还是不能被发布的。

即便记者自以为弄清了,编辑还是会扔过来一堆问题要弄清了再说。

后来到了网媒时代,一些非核心问题没弄清也就算了,主干大致有个阶段性成果,文章还是能出。毕竟,网络了嘛,时效性比较重要。

但如果通篇文章从头到尾都是疑问。。。。我要你罗列那么多问题干啥?

这是典型的报道者偷懒行为,毫无走心用力之处。

虽然我也不认为记者两个字有多神圣,但好歹也是个职业,总有些职业要求。通篇猜测,算哪门子报道呢?

第七懒:单向援引

我姑且善意地认为,这些报道并不是软文。

但整篇文章下来,都是单边内容援引,依然有很大问题。玩个花活的,去采访另外一边,然后说:未得到回应。

敷衍了事。

现在公司和公司之间,经常会爆发一些公关战。如果你并不打算收取软文费,还是想认认真真地做点报道,单向援引,是很重的硬伤。

即便就是做一个公司的报道,也不能只写创始人怎么说怎么说,好歹去采访一些评论人士,更重要的是,采访一些用户行不行?

懒人出的活,一般都很糙的。

一点都不讲究。

这篇文章主要讲的是报道这种属于记者的行为,不是评论。

博客时代我就公开标明态度:博客做不了记者。我所定义的自媒体,也干不了这事。采访报道这种事,是属于机构媒体的。

但今天的记者群体们,无论是有证的还是没证的,坦白讲,都很懒。

记者在四肢上的使用,用腿不比用手少,这是我在做了几十年记者的老妈身上看到的。

不过,

其实,本文是草媒的技战手册。

—— 首发 新榜 ——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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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武挥,科技专栏作者,执教于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天奇阿米巴基金(skychee.com)投资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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